这是一场决定大宋国运的考试大牛证券港股。
绍兴三十年（1160年），宋高宗赵构终于将立太子之事提上了日程。由于早些年的靖康之变，包括宋徽宗、宋钦宗在内的众多皇室成员尽数被金人掳走，导致宋太宗一脉基本断绝。
几经波折，宋高宗只能从宋太祖后人中遴选出赵伯玖、赵伯琮二人为养子，自小收入宫中教养。虽然都是“幸运儿”，但两人一胖一瘦，身形的差异，致使他们的待遇迥然不同。宋高宗比较喜欢胖胖的赵伯玖，认为其人有福气，宜立太子。
然而，国之立储，向来不能凭皇帝个人喜好而定。这时，中书舍人史浩向宋高宗进言称，臣有妙计，一考即可定江山。对于宋朝人来说，一提考试就想到科举，但史浩解释道，此考非彼考，仅需安排两位皇子各抄五百遍《兰亭序》，谁优谁劣一目了然。
于是按照史浩的建议，宋高宗组织了这场独一无二的开卷笔试。
身为考官，史浩在开考前特别提醒二位皇子：“君父之命，不可不敬从！”结果，几天后赵伯琮交了七百篇亲手抄写的《兰亭序》，而赵伯玖一个字也没写。
宋高宗没有表态，过了一段时间，他从宫里挑了20名绝色美女给两位皇子送去，继续考他们。
对此，史浩又敲“小黑板”，提醒两人莫要犯错。孰料，一个月后，宋高宗突击召回所有宫女，唯有赵伯琮府上的美女仍是完璧之身。
毫无悬念，赵伯琮胜出。不久，他被立为皇太子，改名赵昚，即日后的宋孝宗。而史浩凭借从龙之功，正式荣升宰辅，并开启了四明史氏“一门三宰相，四世两封王”的辉煌家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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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与“东莱吕氏”“真定韩氏”并称的宋朝三大宰相世家之一，史浩的家族在历史上被称作“四明史氏”。
四明，即今天浙江宁波一带的旧称。按照族中说法，四明史氏可追溯至溧阳史氏。这是一个自秦汉以来，便世代荣耀的名门望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溧阳史氏虽未及“陈郡谢氏”“琅琊王氏”那般显赫，却也曾诞生出史万岁这样的隋朝猛将。
不过，对于这种说法，田余庆、内藤湖南等历史学家却不认同。历史学家认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南方的贵族普遍都缺乏北方同僚所享有的政治影响和社会声望，这是中古时代传承下来的世族传统所致，因此，到了北宋末年地方士大夫集团初现时，为了缓解出身的焦虑，他们通常宣称自己与北方某大族有关，借此抬高身份。
四明史氏正是如此。除了宋朝的开基始祖史成之外，其余先祖均在身份转换间，语焉不详。
然而，抛开这一切，史成创建的“四明史氏”家族却差点绝嗣了。
史成去世后，留在明州（今浙江宁波）繁衍的子嗣就仅剩下幼子史简一支。史简即史浩的曾祖父，也是家族中有明确记载的读书人。史载，史简为人孝悌，早年师从明州第一代教育家、“庆历五先生”之一的王致从学。史简学识渊博，深得当地抡元（即解元）叶世儒的青睐，招为孙女婿，并以弱冠之龄入当地州县衙门供职胥吏。
在古代，胥吏虽受士大夫轻视，认为他们并非正途出身，但在衙门内部，胥吏的能力远胜常人，甚至一度被列入预备官员名单，进入当地官学，接受培训，听候调遣任官。
但史简所在的衙门主官，却是个臭名远扬的贪官，极喜欢向当地百姓勒索钱财，并对不服管教的平民施加酷刑，百姓对其敢怒不敢言。每及此时，领命执行的史简总会尽其所能，护百姓周全。久而久之，史简的上司便认为他总喜欢与自己作对，遂将施予百姓的酷刑，尽数加于史简之身。经过几轮暴打后，史简伤重不治，英年早逝。
史简死时，年仅25岁的妻子叶氏正身怀六甲，膝下一双弱子幼女嗷嗷待哺，境况十凄凉。不久后，史简唯一病弱的儿子也随其父而去，史氏不可避免地遭遇了“绝后”危机。
叶氏的祖父叶世儒以整顿明州学政、鼓励百姓向学闻名，故叶氏在明州当地颇有声望。眼见女儿生生从官家小姐被折磨成一介寡妇，叶氏的父母于心不忍，遂多次前往史家劝女儿改嫁。对此，叶氏断然拒绝。
叶氏十月怀胎后，诞下了史简的遗腹子史诏。她的坚持，总算让史氏躲过了绝后之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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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史家的“独苗苗”，史诏的出生自然备受史、叶两家瞩目。可叶氏并没有过多溺爱儿子。
她让史诏拜当地名儒楼郁为师。楼郁也是著名的“庆历五先生”之一，当地史书对楼郁的评价极高，称“凡四明优秀学子，多出其门”。在尊师与母亲的教导下，史诏“愈自刻励，遂以学问德业为士大夫称道”。
史诏成名之际，恰好宋徽宗在位。受权相蔡京影响，朝廷决定在科举之外，另以“八行”取士。所谓“八行”，即“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悌，善内亲为睦，善外亲为姻，信于朋友为任，仁于州里为恤，知君臣之义为忠，达义利之分为和”。只要符合这八种官方提倡优良品行的士子，即可报名参加宋朝文化界一年一度的州县选拔赛。一旦被官方认定为“苟备八行，不俟终岁”者，即可优先补入太学，获赐官身。
史诏正是这场选士运动中的首位优胜者。经地方州府的层层审批，史诏的事迹上达天听。宋徽宗亲自下诏，尊其为“八行高士”，盛赞他在道德方面作出的表率作用，并将他的事迹汇总成“八行垂训”，以供世人学习修身。
尽管崇尚“八行”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取士，但史诏对于入仕却没有极致的追求。他婉言谢绝了朝廷发出的任官邀请，以不忍弃母远行为由，选择隐退。
史诏的远见，可以说无形中为日后四明史氏的辉煌崛起打下了基础。而他品行，则进一步使史氏“八行”在当地形成佳话，流传至今。
然而，史诏的“慎独”，只能福及本族。
随着宋徽宗君臣在对外事务上的屡次用人失当，一向政通人和的北宋最终遭遇了灭顶之灾。在“靖康之变”的国难中，大宋被彻底逐出了北方，皇族成员几乎全部被掳。作为宋朝最后的“希望”，宋徽宗的九皇子赵构侥幸逃过一劫，于南方称帝，是为宋高宗。
宋高宗上位，自然挑起了金人意欲斩草除根的妄念。在北方战事告一段落后，金人旋即南下，江南的苏州、湖州以及浙东的明州、越州等宋高宗曾流亡过的地方，均成为金兵的重点打击区域。据史料记载，金兵“搜山检海”之际，明州“遍州之境，深山穷谷，平时人迹不到处，皆为虏人搜剔杀掠，不可胜数”。即使侥幸活下来的百姓，也面临着民不堪命的窘境。
幸运的是，在这次金人入侵明州期间，史诏的三子史师木提前散尽家财，租赁数艘大船，携明州一众亲族追随宋高宗脚步，远赴外海避难。由此，四明史氏才得以在战后重新扎根原籍。
史诏的次子史师才曾于宋徽宗政和八年（1118年）成为四明史氏家族的第一位进士，并在南宋偏安之后一度位居副相，极大地提升了家族在当地的影响力。但在万众皆希望朝廷收复故地之际，史师才却选择党附权相秦桧，致使史氏家族蒙尘一时。尽管如此，四明史氏的家学传承，并未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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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宋、金的战火渐渐远离南方，曾经生灵涂炭的江南、浙东等地，迅速成为北方百姓首选的避难所。人口的大量迁入，既填补了明州当地的劳动力缺失，也间接推动了明州经济、文化等诸方面走向欣欣向荣。
就在史家众人皆感叹好日子即将到来时，史诏的孙子史浩却面临着人生的重大抉择。
史浩的父亲史师仲是史诏的长子。虽然早年也曾考中过进士，但史师仲一生命运多舛，还未及实施抱负，便撒手人寰。父亲的早逝与家乡的劫难，激发了史浩作为家族中长子长孙的责任感。
尽管他的叔父史师才一度叱咤风云，位高权重，但史浩始终没有接受家族长辈的接济。在祖父毕生遵行的“八行”规矩中，史浩也以孝悌和睦为己任，事祖父、母亲甚孝。
自从金人入侵明州以来，史诏的身体便每况愈下。重回明州后不久，以74岁高龄病逝。祖父的去世，一下子打乱了史浩的求学晋升之路。
在当时的明州，州学教育一向是世家子弟身份转换的重要通道。而金人的入侵，却使州学不得不长期停办。无处求学的史浩，只能在祖父丧事完毕后，奉母前往天童寺参悟佛道。直到十多年后，绍兴十四年（1144年），游子史浩的人生轨迹才发生改变。
那一年，史母六十大寿。出于孝敬母亲，一向经济拮据的史浩，向身边所有亲朋好友都借了钱，风风光光地给母亲办了场“生日会”。为了还债，他只能孤注一掷，步向科举，意在一举夺魁，解决窘迫现状。
功夫不负有心人，史浩最终于不惑之年以进士之身步入朝廷，并在随后的岁月中，将四明史氏推向荣耀的巅峰。
史浩中举时，南宋与金国的“绍兴和议”已达成。作为推动“绍兴和议”的旗手，权相秦桧在此后几年，风生水起，权倾朝野。随着秦桧的“闻名”，史浩的叔父史师才也迎来了个人仕途的巅峰。为了让史师才更加死心塌地支持自己，秦桧直接插手史浩的任命，试图以顺水人情将史氏家族的年轻一辈也收归麾下。
结果，史浩不为所动，依旧按照朝廷惯例，服从分配到了浙东的温州做州学教授。
两宋时代的温州，文化鼎盛。在当地独树一帜的“永嘉学派”的推动下，温州的士大夫向来是天下公认的德行高洁、学识渊博之辈。在温州任上，史浩安心待了七八年，这对他日后的思想发展及政治取向，都形成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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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史浩苦尽甘来，被调回行在临安任职国子监博士。
这项突如其来的任命，据说与史浩的同乡吴秉信有关。此人向来与秦桧不对付，尽管史浩回京之日，秦桧早已身死，但不得不说，这似乎是南宋朝廷另一次政治选择的结果。
无论此番回京是否涉及政治派系的考量，之于史浩而言，这明显更像是一个弘扬史氏“八行”风范、抬高家族影响的机会。
当宋、金对峙转入常态化时，经济建设、人才培养以及江山传承比此前任一时刻都显得更为重要。作为宋高宗的同龄人，史浩有着与君王相似的经历以及“靖康之耻”带来的社会性创伤。这使得他在政务处理上始终能站在同龄人的角度，理解宋高宗的行为，并使后者对自己产生信任感。
随着岁月的流逝，宋高宗愈发明白，自己即将绝后已成事实。所以，立储之事势在必行。
站在为国尽忠的角度，名将岳飞很早就借北方谍报之事，向宋高宗旁敲侧击过立储之事。但碍于岳飞身份的特殊，宋高宗多少会对对方的越权产生芥蒂。同样的问题，到了史浩这边就不同了。
既然宋高宗早先已将赵伯玖、赵伯琮二人收入宫中抚养，说明在皇帝无后的前提下，这两位皇子都有优先继承皇位的权利。所以，史浩提议：“普安（赵伯琮）、恩平（赵伯玖）二王宜择其一，以系天下所望。”至于如何确定最终的人选，自然就是前面提到的考试。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优胜的赵伯琮改名赵昚，被立为皇太子。几天之后，宋高宗退位，宋孝宗赵昚登基，史浩从一介国子监博士兼王府教授，变成了深受新皇帝信任的权臣。半年后，史浩晋封右丞相，走上个人政治生涯的巅峰。
与曾经做过副相的叔父不同，史浩对权力之事不太感冒。他才坐上丞相尊座，就着手为冤死的岳飞平反，联络各路豪杰准备来日恢复故土。
不过，史浩心里虽同情主战派，但对于宋孝宗极力推行的北伐之事，却持反对态度。在给皇帝的札子中，他明确写道：“靖康之祸，孰不痛心疾首？……矧内乏名臣，外无名将，士卒既少而练习不精，遽动干戈，以攻大敌，能保其必胜乎？”总而言之，史浩认为仗还是要打的，但现阶段宋朝并不具备再战的条件，最好是等到“十年之后，事力具备，苟有可乘之机，则一征无敌矣”。
显然，史浩的良言，并不是宋孝宗内心的答案。
由于史浩一再犯言直谏，甚至不惜站在宋孝宗的对立面，他前后两次丞相的任期均不超过一年。在位丞相期间，他似乎也没有什么突出的政绩值得称道。但史浩毕竟与宋孝宗曾有师生之谊，皇帝与他的私人关系从未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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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史浩第一次罢相后不久，他在仕途上最有出息的儿子史弥远降生了。
为了让儿子们享受到优质的教育，史浩结合人生经历编了本《童丱须知》，作为族中子弟的启蒙教材。对于史弥远的期望，他曾说：“某之所期望于弥远者，当思所以称其恩光，不愿其志效一官而自足也。”
在史浩看来，史弥远唯有全面发展，才算不负史氏传承，若以仕途升迁为本分，未免格局太小。可惜，从某种角度上讲，史弥远从未令其父满意。
史浩安排史弥远与兄弟史弥大、史弥坚，同拜当地心学大家杨简、袁燮为师。此二人均是心学集大成者陆九渊的高徒，在他们的引导下，史弥远凭借父荫入仕后，迅速获得科举功名，并一步步走向权力中枢，成为礼部侍郎兼资善堂直讲，专门负责教育皇室子弟。
当史浩将家族的希望交到史弥远兄弟手上时，南宋的皇权也完成了一次新老交替。
晚年的宋孝宗运气并不佳，他的继承人宋光宗据闻患有精神病，无法正常理政。这导致了宋孝宗尸骨未寒，宋光宗便退位做了太上皇的局面。皇位给了新太子赵扩，是为宋宁宗。宋宁宗的登基，背后除了首肯的吴太后之外，出力最大的，莫过于吴太后之甥韩侂胄。
韩侂胄是北宋名相韩琦的后人，凭借定策拥戴之功在宋宁宗一朝呼风唤雨。但与史弥远相比，他的弱项是没有功名。因此，在他掌权期间，功名一向是他被士大夫们诟病甚至恶意攻击的重点。不过，韩侂胄并未失宠于宋宁宗。在皇帝的支持下，韩侂胄大力排除异己，将朱熹等一众反对自己的理学、心学大家通通打为逆党，严禁他们出版各式刊物，并要求各地官员将这群人逮捕归案。
尽管这些措施日后使其名声扫地，但在他执政期间，史浩当年曾说的“可乘之机”出现了，并且被韩侂胄牢牢抓住。
宋宁宗时代，对应的是北方的金宣宗时代。经过金世宗、金章宗的励精图治，到了金宣宗时代，金国已在顶峰中呈现衰退的景象。曾经骁勇善战的女真勇士在金钱和物欲的诱惑下，战斗力远远比不上蒙古草原上的雄鹰成吉思汗及其麾下的蒙古铁骑。
在韩侂胄的动员下，宋宁宗的开禧北伐无论是朝廷还是军民，皆信心满满。可惜的是，此次北伐还是过于仓促，朝廷内部整合不充分，四川宣抚副使吴曦叛宋降金，导致在初期小胜之后，韩侂胄伐金遭遇了溃败。
按理说，在群情高涨的情况下，临阵换将一鼓作气也不是没有机会扭转局面。可宋朝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朝廷上下已默认了南、北分治的局面。再加上韩侂胄自己一直将北伐视为“立盖世功名以自固”的机会。因此，北伐失败后不久，他就在上朝路上被人拖到玉津园活活打死，至此南宋北伐之梦彻底破碎。
此时，史浩已经去世十三四年，他至死也不会想到，杀死韩侂胄的主谋中，居然有他的宝贝儿子史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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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侂胄死后，史弥远开启了他长达二十六年的权相生涯。在史弥远时代，四明史氏的财富权位达到顶峰，但曾经由史浩等史家先辈积攒下来的美德雅望，正一步步地离这个家族远去。
对于史弥远刺杀韩侂胄、力主议和一事，四明史氏家族成员大多表示不支持。史弥远的弟弟史弥坚更是与哥哥划清界限，自请出朝，任职地方，凭自己的清正勤勉，尽力挽回史氏丢失的官望名声。
许是担心自己被视作“韩侂胄第二”，史弥远并未敢以权谋私，也不敢在科举仕途升迁上给族人“开后门”。反之，身为史氏家族的二代权相，他更严格要求史氏族人通过自身能力科举入仕。据记载，在史弥远的同族兄弟中，有九人凭借自身努力，达到进士水平。史弥远的叔父史渐一家，更是出现了“五子登科”的现象。但这些好不容易积累出来的声望，没过多久，又被他耗没了。
因为，权力欲望膨胀的史弥远，开始插手皇帝废立之事了。
宋宁宗一生先后有九个儿子，但均在未成年即夭折。所以，他晚年时，不得不效仿宋高宗在宗室子弟间寻找合适的继承人。庆元四年（1198年），宋宁宗下诏收宋太祖后裔、赵德昭的九世孙赵与愿养于宫中，赐名赵曮，后又改名为赵询，立为太子，让史弥远教他识文断字。然而，赵询没有当皇帝的命，于嘉定十三年（1220年）八月先于宋宁宗薨逝，致使老皇帝不得不再从宗室中遴选合适的子弟继承江山。
这次，宋孝宗的嗣曾孙、宋宁宗从弟沂王的嗣子赵竑成了钦定的皇子。宋宁宗希望他福寿康宁，顺利继承大宋江山。
赵竑还在沂王府里时，就见不惯史弥远的专权，被立为皇子后，更是一心想整死史弥远。史弥远早前除了“嘉定和议”外，出于政治需要，完全否定了韩侂胄对秦桧的评价，为大奸臣秦桧恢复了爵位、谥号。赵竑对此愤慨不已，曾于府中亲笔写下“弥远当决配八千里”的誓言，以激励自己日后掌权必要有所作为。这让史弥远深感不安。
另一方面，赵竑入继后，沂王一脉不可避免地出现绝嗣情况，于是宋宁宗又命史弥远选宋太祖十世孙中贤者立为沂王嗣子。史弥远趁机让亲信余天锡找了两个与宋宁宗关系特别远的宋太祖后裔——赵与莒和赵与芮，立为沂王子嗣。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史弥远发现赵与莒极其恭顺，沉默寡言，尊师好学，对恩人史弥远更是敬爱有加。
赵竑与赵与莒的对比，让史弥远更确定他要将后者培养成下一任皇帝，如此，自己和史氏家族的权威才能长盛不衰。
为此，史弥远找来了自己的同乡郑清之，让其做赵与莒的师傅。郑清之是太学博士，又是“小东莱先生”吕祖谦的门人。在他的教导下，赵与莒更显谦卑贵气，沉稳有度。
然而，赵竑到底是宋宁宗钦定的继承人，史弥远即使有废立之心，也毫无办法。故而，他命人时不时到赵竑府上刺探消息，并透露给宋宁宗及杨皇后，增加两人对这名皇子的恶意。
嘉定十七年（1224年）闰八月，宋宁宗驾崩，皇子依旧是赵竑。史弥远只能联合杨皇后的内侄杨谷、杨石，效仿韩侂胄当年的行径，入宫力劝杨皇后改立太子。杨皇后虽说“喜任权谋”，但并不愿冒险。史弥远接下来通过杨谷、杨石告诉杨皇后：“内外军民皆已归心，若不立之，则祸变必生，杨家也无立足之地。”正是这种半带威胁的语气，最终使杨皇后意识到，史弥远已如当年的韩侂胄，废立之事不可不行。
同月，史弥远联同杨皇后假传宋宁宗遗诏，废太子赵竑为济王，立赵与莒为新帝，并改名赵昀，是为宋理宗。
史弥远的权谋手段，再次使自己乃至四明史氏的威望大涨。凭借拥戴宋理宗之功，史弥远死后被追封为卫王，生荣死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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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盈则亏，盛极必衰。史弥远之后，史家的子孙大多靠荫补入官，失去了先辈孜孜以求的进取之心。但四明史氏的故事，并没有结束。
据记载，继史弥远之后的史氏“之”字辈，共有23人留名史籍。其中史浩的长孙史守之，是南宋末年著名的藏书大家。史定之则著有多本易学大作，并在饶州地区为官时，主持了当地地方志的编写，是南宋末年文化界的翘楚。
在“之”字辈子弟中，史浩的从孙、史弥远之侄史嵩之无疑是最出色的。他继史弥远之后，又做到了宰执之位，并推荐名将孟珙参与了联蒙灭金的大事业。
史嵩之的兄弟史岩之、史能之、史隽之等人，要么曾往一线御敌，保家卫国；要么谨守家族尚文之遗风，做好州县乡里的文化传承。在乱世中，仍能维持住史氏的家族本色。
综观四明史氏子弟，虽出过史浩、史弥远、史嵩之等影响南宋王朝走向的权相、奸佞，但这个家族超强的科举能力，以及鲜明的文化传承意识，却深深烙在血脉里，从而远远超越了政治影响的一时得失起落。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的过，而否定一个家族的功；正如我们不能因为一个家族的荣光，而吹捧里面的每一个人。个体、家族、王朝，应该各归其位，公平论定。
时至今日，当提及宁波千年宋韵时，“四明史氏”始终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名词——它不仅关乎一个家族的历史气脉，更关乎一个地区的文化自信！
参考文献：
[元]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97
[宋]罗濬：《宝庆四明志》，台湾成文出版社，1983
戴仁柱：《丞相世家：南宋四明史氏家族研究》，中华书局，2014
夏令伟：《南宋四明史氏研究》，科学出版社，2018
陆敏珍：《宋代明州的人口规模及其影响》，《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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